一身正气写忠诚 ——陈曾固的故事之十

2021-03-19 11:28:34    来源:   安顺日报社大数据智慧全媒体      作者:文龙生

  陈曾固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、书记(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等)期间,兢兢业业,任劳任怨,分管的宣传思想、文化教育等工作,有声有色,可圈可点。他在教育部担任过领导,有丰富的教育管理经历和经验,在他的领导下,甘肃省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,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。1961年至1963年,甘肃贯彻执行中央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精神,全省大中小学教育三次调整,一次比一次见成效;扫盲教育卓有成就,全省青壮年文盲率由扫盲前90%降至30%以下。

  然而,天有不测风云。正当陈曾固为甘肃文化教育等事业呕心沥血的时候,“文革”开始了,这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,中断了他在甘陇大地的事业,也改变了他十年的政治生涯。

  1966年5月,“五一六”通知发表,文革运动在全国很快发展蔓延。在林彪、四人帮的诬陷下,中央领导彭真、罗瑞卿、陆定一、杨尚昆最先被打成反党集团,并撤销职务。紧接着,全国各地的党政负责同志,一拨又一拨被揪了出来,受到肆无忌惮的批判斗争。

  文革之初,从中央到地方,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(走资派),和宣传文化思想领域的负责人,是受迫害最早最多的重点对象。在甘肃,陈曾固被污蔑为“文教霸头”,成为全省最早被批斗的走资派、修正主义分子,受到肆意污蔑、攻击和斗争,还被押送到兰州大学、兰州铁道学院等高等院校进行轮番批斗,受尽百般折磨、凌辱,好几次被打得头破血流。1966年11月,林彪、四人帮一伙制造罪名,陈曾固遭到停职反省。

  但,这仅是噩梦的开始。文革初期,中央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陶铸,被林彪、四人帮污陷为“中国最大的保皇派”“叛徒”,关进了监狱。陶铸成为“叛徒”,三十年代与他一同关押在国民党南京中央陆军监狱的陈曾固,自然受到了牵连。因此,陈曾固除了“走资派”“文教霸头”等帽子外,还多了一个更严重的罪名:大叛徒。一时间,甘肃全省各地,都贴出“打倒大叛徒陈曾固”“彻底清算大叛徒陈曾固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”等大标语、大字报,报刊也连篇累牍、指名道姓“声讨”“批判”陈曾固。

  陈曾固被打成叛徒,在兰州囚禁一段时间后,被押送到北京监禁。这是陈曾固第三次到北京,也是第三次坐监狱。这三次牢狱之灾,成为他人生中最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。1981年,陈曾固到安顺一中看望母校,同学校师生交流时,很感慨地说,“我一生坐过三次牢,前两次是为革命,后一次是遭陷害。”

  1968年夏天,“文化大革命”进入第三个年头。随着全国性动乱的不断升级,掌握中央文革大权的四人帮和康生,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力,加紧进行了对党和国家及各方面领导人的诬陷、迫害活动。他们相继炮制一连串的诬陷名单,把数百名中共中央、全国人大、全国政协的领导人和高级干部列进黑名单,把迫害高级干部的活动推向了高潮。受四人帮和康生的指使,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编造了《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》。报告将37名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诬陷为“叛徒”“特务”等。陈曾固是候补中央监察委员,属于“叛徒”一类,归入陶铸专案,交中央专案组“一办”审查。

  文革时期的中央专案组,与中央文革小组同时成立,负责为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行动做最后的定案,决定整人、揪斗等,超越党章和宪法,凌驾于党组织和政法机构之上。中央专案组下设三个办公室,一办主要负责中央、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各省、市、自治区的党政负责人的专案审查。一办下属刘少奇专案组、彭真专案组、陶铸专案组。

  在审查中,陈曾固受到四人帮爪牙的刑讯逼供,要他供认所谓陶铸叛变的材料,他宁死不屈,同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斗争,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无比忠诚。然而,最让陈曾固愤怒的是,他不仅被撤销党内外职务,还被开除党籍,这简直是对崇高政治信仰的剥夺!本来身体就有病的陈曾固,身心受到了最大的伤害和摧残。

  真金不怕火炼。面对专案组的肉体和精神折磨,陈曾固以一个优秀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大无畏的精神气概,泰然处之。他坚信自己的清白,问心无愧;坚信党中央的英明,自己总有一天会得到甄别平反。

  文革后期,根据毛主席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,把人先放出来的指示精神,1975年5月开始,中央批准集中释放专案审查对象。专案组一办释放了69人,陈曾固属于释放者之一,并被“安置”在甘肃省天水地区。

  1975年夏,陈曾固带着生病的女儿,由专案人员“陪同”,从北京乘火车直达天水。

  七月的天水,酷日似火,热浪扑面。陈曾固一下火车,站在小广场上,环顾四周,这一切是那么陌生,又是那么熟悉。是啊,自从被打倒后,他已有近十年未到过天水,但这里的山山水水,特别是这里的干部群众,给陈曾固留下极深刻印象。想当年,他带着党中央、省委的嘱托,到天水“抢救人命”,爬过许多山,涉过许多水,与当地干部群众打成一片,结下了淳朴深厚的感情。抚今追昔,陈曾固觉得这次到天水,虽是“发配”,但一想到天水的人民群众,心里充满着难以名状的温暖。

  陈曾固被获准释放,但不是“解放”,到天水“安置”,也是一种软禁。虽然不限制人身自由,但“只许规规矩矩,不准乱说乱动”,更不允许接触毒害革命群众。

  天水市图书馆,一间20多平方米的旧房子,这就是陈曾固与女儿的“宿舍”。身居陋室,但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,他每天都要看报纸、听广播,关注国内外大事,十分忧虑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。他并不孤独,随时都有一些干部群众悄悄来看望,“冒险”与他交流,有的还送来一些东西。身处逆境,也保持乐观心情,他向前来看望的干部群众说,我坐过三次牢,北洋军阀、国民党反动派那两次,我是下决心为革命把牢底坐穿。这次不一样,是四人帮一伙坏人陷害的,正义迟早会到来,我还有机会为党和人民工作!

  其时,陈曾固饱受四人帮一伙折磨,他的家人也深受其害。文革一开始,陈曾固被扣上“莫须有”罪名,遭到残酷迫害,女儿为父亲的不幸遭遇深感痛苦,郁郁寡欢,成天发呆,不久便患上了严重精神病。一个体弱多病的“叛徒”,每天与患精神病的女儿,相依为命,这种悲惨日子,真是令人不敢想象。为了让女儿的重病得到治疗,陈曾固多次给有关方面反映,却杳无音讯。无奈之下,他只得写信给陈云,向老领导求救了。

  陈云以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,文革初也受到冲击,被“疏散”到江西南昌,1972年被“解放”后,逐渐恢复职务。

  陈云在延安和东北时期,是陈曾固的直接上级,很了解他的人品、才华,更了解他的个性,知道陈曾固是万般无奈之下,才写求救信的。通过这封信,陈云才知道陈曾固还软禁在天水,知道他的女儿病情很严重。陈云十分同情陈曾固的处境,他对到北京开会的甘肃省委书记宋平说,陈曾固是党的老干部,我很了解他,政治品质优秀,被诬陷的“叛徒”问题,早晚会解决。现在他的家庭出现极度困难,女儿患严重精神病,应该帮助一下。宋平回到甘肃,立即将陈曾固接到兰州,并安排陈曾固和女儿到兰州最好的医院治疗,生活上给予了很大照顾。由于陈云和宋平的关心,缓解了陈曾固的燃眉之急。

  让陈曾固真正获得解放,真正解决后顾之忧,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。这次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,扭转了中国的历史命运,也扭转了陈曾固等一大批党政负责人的命运。全会讨论了全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,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、陶铸、薄一波、杨尚昆等作的错误结论,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。三中全会后,被折磨去逝的陶铸得到彻底平反,陈曾固也随之完全平反,并恢复了党籍和工作。

  陶铸、陈曾固等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,冤假错案得到彻底平反,陈云居功至伟。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之前,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。陈云在讨论会上发言,强烈要求中央对文革期间发生的一些重大冤假错案进行平反,并列举六个问题。这六个问题当中,就有陶铸一案。陈云说,陶铸专案的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一办,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,应移交中央组织部复查。陈云的发言,得到与会者积极响应和支持,他提出的六个问题,在几天之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审查和纠正。随后,这些冤假错案得到完全平反。

  陈曾固平反后回到北京,已是古稀之年了。但他不顾自己年纪大、身体差,主动向党组织要求分配工作,“我已经70岁了,希望有生之年,再为党做些工作”。中央安排他担任教育部顾问、全国人大常委法制委员、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。他时刻关注党和国家的大事,有关的活动,他都尽量参加,或让人把文件取回家看。他身体很差,但常常坐着轮椅参加党的组织活动。

  十年浩劫,陈曾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,家庭也经受难以弥补的苦难,尤其是患重病的女儿,令人心痛不已。但是,对于自己和家庭的不幸,陈曾固没有过多的怨言,他关心的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。他告诉前来安慰的战友、同事说:“见到国家拨乱反正,迈向繁荣昌盛,心里很高兴,个人的得失,算不了什么!”

  艰苦朴素、勤俭节约,是陈曾固一贯作风。平反后,在教育部担任顾问时,分到一套宿舍,他没有购买新家具,而是在教育部库房,找了一些没人要的床、衣柜、桌椅等,全是五十年代的老家什,有的还有破损。但陈曾固一点也不嫌弃,擦洗干净,就摆进房子里使用。他对家人说:“旧物新用,既腾空库房,又不浪费,挺好的。”

  陈曾固的“旧物新用”,并非小气,更不是吝啬。他是行政6级的高干,平反以后,补发十年工资数万元,七八十年代,这可是一笔可观的数字。但他领得补发工资,首先想到的是,拿一半补交党费。中组部有关领导闻讯,专门找他说,你遭打击迫害多年,家庭也受牵连,妻子和女儿又患重病,现在你家也需要用钱,党费要交,但多留些给家里吧。陈曾固激动地说:“这些都考虑过了。我在白色恐怖下参加革命,入党几十年,四人帮一伙开除了我的党籍,令我痛苦不堪。今天恢复了党籍,我十分高兴,一定要补交这笔党费。”

  补发工资的那一半,陈曾固也有打算,要留来捐给家乡的大山村小学,他早就听说这所学校简陋破旧,村里多次呼吁修缮。1981年,陈曾固回到阔別50多年的故乡,亲自将这笔钱捐给大山小学,了了挂念许久的心愿。

  到了晚年,陈曾固身体渐差,无法坚持每天上班。他觉得这个时候,使用专车和专人司机为自己服务,无疑是一种浪费,就主动提出不要专车,只要能在需要时保证用车就行了。从此,陈曾固参加公益活动,即使到附近医院看病取药,只要身体还胜任,都是步行或坐公交车。一天,陈曾固像以往一样,乘公交车去医院拿药,遇到紧急刹车,后面的人扑向前面,将站着的他撞倒在地,造成骨折。教育部领导知道此事后,亲自到家与陈曾固商量,建议恢复专车待遇,但他还是坚辞不受。教育部只好采取变通方式,指示有关部门要随时关注,保障他的用车和安全。

  陈曾固廉洁自律,不搞特殊化,对家人也是严格要求,不允许沾公家的光。解放以后,陈曾固一直配有专车,但他告诫妻子和孩子,车子是配来办公务的,姓公不姓私,你们谁也不能坐。他的儿子陈明说,不管是在贵州,还是在甘肃、北京,我同妈妈、妹妹,几十年从没有坐过爸爸的公务专车。

  陈曾固晚年时期,非常关心贵州的建设发展,每天都要读贵州日报,看贵州电视,了解贵州日新月异的变化;对从家乡到北京来看望他的人,都要仔细询问贵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。他很眷念家乡,经常回忆童年在大山村、青少年在安顺城度过的美好时光。陈曾固特别喜欢从家乡送来的刺梨、波波糖等土特产,他告诉亲友们,一嚼起这些东西,就会想起小时候的事情,其味无比,其乐无穷。三中全会后,中央启用了一批平反的老干部,也准备推荐陈曾固到贵州担任省政协主席。但这个时候,医院检查出了陈曾固的肝脏和肺部多处病灶,身体各方面的状况非常差。他十分难过地告诉家人说,他很想在有生之年,再为贵州家乡做点工作,由于自己身体的原因,就要错过了回贵州工作的机会,真遗憾啊!

  1981年夏天,陈曾固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。大山村的亲友们闻讯后,派人带信给住在虹山招待所的陈曾固,说他离开家乡五十多年,第一次回来,希望多带几台小车,风风光光,村里也要隆重欢迎。陈曾固生气地说,我回来是看望家乡,看望父老乡亲,又不是去打仗,摇旗呐喊干什么!原原本本传我的话,坚决三不准:不准放鞭炮,不准敲锣打鼓,不准搞欢迎仪式,那些东西俗气得很!陈曾固的话讲到这份上,村里人只得改变初衷,顺其他的意愿了。那天,陈曾固与女儿等乘坐一辆面包车,像平常其他车辆一样开进大山村。他在大山村同父老乡亲一起,拉家常话往事,一口乡音,满腔乡情,让乡亲们觉得,他就像村里的一位普通老人,可亲可敬。临别时,陈曾固还依依不舍,他噙着眼泪说:“我还会回来看望大家的!”哪知,这一别就是永别,由于身体原因,他再没有回来了。

  1988年2月,陈曾固病逝,终年81岁。中央政治局几乎所有常委,邓小平、陈云、杨尚昆、习仲勋、万里、宋平、宋任穷、胡乔木、田纪云等,或送了花圈,或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。治丧委员会评价陈曾固: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,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。他的一生,是饱受磨难,历经坎坷的一生,是坚信党,坚信革命,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。

(来源:安顺日报)

责任编辑:宋爽 编审:毛丽